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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乔真说：“我知道您曾经参与过维和部队的工作，应该了解这种跨国案件的操办流程吧？”

    “你是想问，这个案子到底是怎么查不下去了？”

    乔真恳切又急切地点点头。

    “这个案子，是我师傅心头的痛啊。要说怎么变成悬案，还是和当时的国际联合办案大环境有关系。”

    “体制不成熟，沟通不够及时？”

    “这只是其中一方面原因。当时我们这里得到消息，还是你的姨夫通过家人辗转来局里报案。案发的第一时间，我们错过了。”

    “所以，当时的勘察工作全部是由南非方面负责的？”

    “可以这么说，这个案件我后来也是听别人说起过，因为发生在案件高发地区，当地的黑势力较强，警察的工作压力非常大，危险性也不小，接报后无作为是常态。所以据后来我们的人反映，第一时间的证据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，包括尸检，完成得也比较草率。”

    “这样说，我们的专案组其实有派人过去？”

    “派是派过去了，但并不是第一时间去的，还是在家属和师傅的强烈要求下，才反复研究讨论后派了警力。因为按照案发归属地的潜规则，这起案件还是由当地警方主持。”

    乔真很诧异：“当时没有国际刑警红色通缉令这类机制？”

    “虽然国际刑警组织仅次于联合国的规模，而且在三十多年前就制定了红色通缉令的方案，但是并不是近200个成员国家的配合度都会很高。因为我们的人介入，当地警方还挺有意见，移交材料都是挤牙膏一样，东缺西漏的，相当拖沓。”

    　　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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